Cabell's blacklist for predatory journal

5/30，經濟學人的這篇文章，剛好講到predatory journals，裡面提到一個新的查詢predatory與否的方式，是透過Cabell's blacklist。Cabell公司使用了65個criteria來定義predatory journals，例如：沒有過去幾年的卷、期數與文章，或網站上提供誤導性、錯誤的impact factors等。根據統計，現在有13,000個predatory journals，其中以英語發行的，大多都註冊在奈及利亞或是印度。

原來，確認是否是predatory journals，這項服務，竟然也可以商業化，變成一種服務來經營公司賺錢，詳見公司網站。另外該公司也提供一些author service，例如英修。

在好奇心驅使下，我也已訂閱其blacklist。

另外，還有whitelist喔！

封城的代價

這篇經濟學人的文章，給我們另一個看待 封城 (lockdowns) 這件事情的角度。

今年，從一月二十三日的武漢開始，全世界超過三分之一的人口，都曾因疫情的關係，被困在家裡一段時間。

封城 (lockdowns) 實在是 " a desperate measure for a desperate time"，後續的代價，實在很高，特別是對貧窮的國家。首先付出的代價，是經濟。據估計，印度今年第二季的GDP可能會因為封城或社交距離等因素，下降45%，而南非則是下降23.5%。

特別是那些最貧窮的國家，狀況可能更糟。例如，在非洲的sub-Saharan國家，平時社會安全網已經非常薄弱，COVID-19疫情與lockdowns的結果，可能會導致4.2億的人民陷入絕對貧窮 (定義為每天收入小於1.90美金)，這樣的衝擊，可能要用十年的時間，才能慢慢恢復。

經濟不好，帶來飢荒，與公衛危機。專家指出，COVID-19會威脅非洲的疫苗施打計畫，若採用lockdown政策防治COVID-19，會付出小孩未能施打疫苗，犧牲了其他傳染病的控制，有人甚至算出以1換140的高昂代價；若lockdown三個月，接著中斷了十個月的肺結核治療，將在2020-25造成一千四百萬人的死亡。類似的例子還包括瘧疾與愛滋病。Lockdown越久，造成其他傳染病的死亡增加，可能遠高於lockdowns所避免掉的COVID-19死亡。


已開發國家的狀況，也是令人擔憂。美國的失業率從二月份的3.5%增加到四月份的14.7%；英國有三分之一的畢業生，其工作機會被取消或是延後。醫療照護部分，英國統計，若因疫情而導致癌症病人就診延誤六個月，可能會抵銷治療相同數目COVID-19病人，所帶來的life-years gained的百分之四十。同樣的，預防接種也受到影響，一些傳染病，像是麻疹可能會大流行。


而解除lockdowns，可能會冒著第二波疫情爆發的風險。如何逐步解封，需要妥善的篩檢，分辨不同風險的族群，需要有科學根據的決策，以上，是現階段世界各國都必須傷腦筋的事情。


讀完，個人感覺，未來的路，還非常漫長，世界是不可能一下子就恢復正常的。

哀哉，美國CDC...

經濟學人的這篇文章，解答了我過去幾個月來的一些困惑，有關美國CDC。

2014年美國對抗伊波拉大流行那次，美國CDC的頭頭，Tom Frieden，幾乎是每天向公眾簡報疫情最新情況，訓練了大量的防疫人員，甚至在CDC的實驗室也測試了疫苗。此戰役，證明了美國CDC，是世界領先的公衛機構。

但這次COVID-19的大流行，美國CDC的表現實在是…。例如，從今年三月中起，CDC就不曾再作public briefing。往前追溯到二月五日，CDC在提供COVID-19檢驗試劑時，發生了嚴重的錯誤。而美國FDA決策遲疑了三週，又幫了個倒忙，結果一陣折騰，美國錯失了圍堵COVID-19的最寶貴時間。

美國幅員廣大，地方的州政府是公共衛生的主要執行者 (例如：給孩子打疫苗、給餐廳作衛生認證)，而地方政府的公衛預算，有55%來自聯邦，CDC其實是美國公共衛生最重要的領導機關。

美國CDC出包，其他的相關機構，例如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白宮的cornonvirus task-force等，與CDC似乎形成多頭馬車般的互相扞格，task-force甚至找私人公司提供疫情相關數據 (感染人數、死亡人數等)，而這些數據，CDC本來就有提供。就更別提那個不甩專業建議，自行服用奎寧的川普了。

除了一些政治上的有的沒的，另一個大問題是錢。例如在2018這年，美國每個人的醫療開支是10,000美金，但每人分到的公衛預算只有300美金。

川普曾提議每年減少CDC的預算10-20%，但遭到國會阻擋，所以其預算自2016以後，暫時持平。但兩個幫助地方政府面對緊急疫情的計畫 (Public Health Preparedness and Hospital Preparedness Programs)，其預算自2003年開始，就被砍了超過50%。

“state and city health departments can no longer get the help they need from the CDC. Instead, they are turning to less-reliable and often-conflicting advice, producing a muddle of different rules.”

總之，結合了政治的冷漠與財務上的窘困，美國CDC需要與白宮的task force，甚至另一個川普女婿領導的小團體，去競爭川普的注意力。哀哉CDC，明明是集合了世界上最頂尖防疫人才的一個強大機構，但好像被綁上手銬 (handcuffing) 似的綁手綁腳，而這樣做的代價，是美國的防疫措施，持續沒有一個統一、專業的領導，而是一地雞毛，聯邦與地方政策反覆矛盾，疫情還未趨緩，有些地方重啟經濟活動的命令就開始蠢動，人民可能要面對再次大流行的威脅。

讀完此文，我個人深深感覺，以美國現在的政治格局、情勢，若現在的敵人從病毒換成解放軍，就算是有最新科技的美軍，是否也會因為不良的領導，而像CDC那樣一敗塗地？

一個不太被認可的榮耀

一年多前，接到American Congress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的email，說恭喜我之前發表的論文，獲得2019 Elizabeth and Sidney Licht Excellence in Scientific Writing Award。一開始，我還以為是那種詐騙會議的垃圾信件，暫不予理會。直到後來有天，對方透過我的指導教授通知到我，我才驚覺那是真的XD。

其實，這件事情，原本是件喜事，但後來有兩個點，讓我有點受傷或感到遺憾，今天突然有股動力，想把它說出來，鼓勵自己。

首先，是醫院的態度。院方一直擔心，這是否是predatory meeting，不願意提供我前往芝加哥會場的旅費、住宿費。經我一再解釋，似乎無效，最後還是我自己自費前往。

第二，是領獎的當下，正值2019年11月，總統選戰正在激烈進行中。我原本想在衣服上別個國旗什麼的，但害怕被認為是韓粉，只好作罷！

針對第一個點，predatory journals或是meetings，實在是連累到許多正常的學術活動與論文發表。希望自己能夠有足夠智慧，能夠區分分辨。蔡校長的部落格要保持追蹤，例如這篇，我就覺得非常好，早點看了，就可以避開一些地雷。

而第二點，我不是搞政治的，但我想，國旗、國號這些，大概就是個型式，一個圖騰象徵，重點應該是背後那個想像共同體，一種共同的認同，一種生活方式、價值觀、習慣等的認同，這比那個圖像更重要。

一定要努力參與一些正牌、老牌的國際學會，努力表現，自己要爭氣，然後才有資本，可以與別人合作，出去外面交朋友，或是幫助別人，為自己與自己的國家，贏得好名聲，然後，進一步又能促進我們台灣，這個想像共同體的認同。

以上，深深勉勵自己與大家，我們一起加油！

NHIRD: 二十年來的回顧

首先，此篇論文，是接續陳育群醫師2010年的研究，我們是站在陳醫師之巨人的肩膀上。

近10年來，NHIRD歷經了人權團體控告，某些NHIRD研究，也被一些學者批評「模板化」，非hypothesis-driven。以上這些因素，對NHIRD的學術產出，會造成怎樣的影響呢？於是我們團隊起心動念，做了一個這樣的bibilometric研究。

現已被期刊JMIR接受，網路上可以閱覽 (連結)。以下，茲做個簡單導讀。

透過Pubmed search，我們節錄了1996年到2017年，所有使用台灣健保申報資料並發表出來的研究，我們對文章標題做了文字探勘，也對這些文章的質、量做了些分析。

結果，我們分析了4473篇文章，文章發表的數量，在2000到2015年間，出現大量增長，但在2016年後，似乎明顯增速趨緩，不知是否跟國衛院不再販售NHIRD，研究者必須進加值中心分析資料有關。

Sung S, Hsieh C, Hu Y. Two decades of research using Taiwan’s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claims data: A bibliometric and text mining analysis on PubMed. DOI: 10.2196/18457. URL: https://preprints.jmir.org/preprint/18457

最常被研究的三大疾病，是diabetes, stroke, dementia。

最常被研究的三大醫療處置，是statin, metformin,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三分之一的NHIRD文章，刊登在open access journals。

文字探勘這些文章標題，最常見的文章類型，是包含兩個疾病，且不包含任何處置 (大概就是「OO增加XX的風險」之類的文章標題)。

而這類「OO增加XX的風險」的文章，造就了許多prolific authors，且這樣的文章，大多刊登在open access mega journals。

這就是台灣NHIRD的故事。

如鄭麗君部長說的，我們應該要多講一些，屬於我們的故事，因為我們會比較擅長。

各國衛生福利資料庫比較

以下，為昨天我翻譯經濟學人那篇文章的延伸討論說明

英國：其實在Opensafely之前，比較著名的是GPRD (General Practice Research Database)  與CPRD (Clinical Practice Research Database) ，此資料庫就是傳統型的，將GPs看診後產生的相關電子病歷資料或是健康保險申報資料，將病人身份去連結、去識別化後，產生的電子資料庫。

”CPRD collects de-identified patient data from a network of GP practices across the UK”

其長處，是英國的醫療屬公醫制度，故資料內容可以很龐大，且非常具有人群的代表性，收納了所有英國人，從出生到死亡的醫療資訊。

陳育群醫師曾做研究撰文，探討GPRD對全球醫學研究的貢獻。

北歐：北歐幾個高社會福利的國家，也各自擁有類似的病歷或保險資歷庫。可惜其缺點是，人口較少，而資料中人群種族的同質性高，所以研究結果較無外推性。

中國：中國老百姓看診，大多湧向大型醫院，絕少看GPs，因其基層公衛與醫療設施基礎建設頗差。而相關衛生福利電子資料庫，目前還未成熟。但預期若政府要做，例如把阿里、騰訊等電子支付醫療相關的數據整合，將會是相當可觀的一個資料庫。

美國：醫療體系是拜占庭式的錯綜複雜，有一些商業醫療保險資料庫，規模有的也很大；但有國家型的Medicare資料庫 ，類似一種「65歲以上限定」的全民健保，研究產出亦頗多。

台灣：大約20年前，國衛院將全民健保的申報資料，整理成健保資料庫(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Research Database，NHIRD) ，後來，有人權團體持續控告健保署與國衛院，認為此舉侵犯人權 (懶人包)，所以自2016年06起，國衛院不再販售或製作NHIRD。

現在研究人員，必須改在衛生福利資料科學中心內使用相關健保申報資料，無法像以前那樣買NHIRD的光碟片回來，灌在自己電腦使用。但資料的連結變得多元，連結了國民健康訪查、死因登記資料等相關衛生福利資料庫，詳見拙作: Taiwan’s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Research Database: past and future (連結)，根據GoogleScholar統計，2019發表迄今，已被引用43次。

另外，台灣還有另外一個亮點，長庚的CGRD (Chang Gung Research Database)，是將長庚旗下醫院的電子病歷資料去連結後，整理成的電子資料庫，詳見成大臨藥所賴嘉鎮老師與邵時傑博士候選人的文章 (連結)。

The pandemic has spawned a new way to study medical records (the Economist)

經濟學人：疫情造就了新的使用病歷資料方式

五月七日，在著名preprint論文發表平台~medRxiv上，發表了一篇論文，指出在英國的COVID-19病人，男性、老人、社會資源缺乏、未良好控制的糖尿病與氣喘、少數族裔等因素，是感染SARS-CoV-2之後，死亡的預測因子。

上述研究結果，其實並非特別新穎，但值得注意的，是該研究使用的材料與方法。根據論文主要作者Ben Coldacre指出，其研究團隊發展了一個軟體，能夠在「不擷取、複製電子病歷資料」的情況下，進行大量的資料分析。

該研究使用了1700萬英國病人看家庭醫師 (general practitioners, GPs) 時的電子病歷，並連結到5,683歸因於COVID的死因登記資料。英國是公醫制度，非急診病人，就診的第一關都是GPs，因此GPs的電子病歷資料非常詳細。

在過去，要將GPs的病歷資料，整理成能分析的電子資料庫，需要克服各種技術細節與倫理審查，其時間可能好幾個月，甚至超過一年。然後研究者取得資料後，又必須花幾個月的時間分析與撰寫論文。

這次，受疫情趨使，Goldacre醫師，率領了流行病學家與資料科學家，創立了一個Opensafely Collective的研究團隊，他們從研究發想，分析資料，到產出論文，只花了42天。

這次能夠這麼快，有以下幾個因素。首先，是衛生主管機關的許可與法規鬆綁。但最重要的，是Opensafely Collective他們資料分析的方式，並非複製擷取資料之後再分析，而是透過特殊程式軟體，進到電子病歷系統中，做 ”in situ”的分析。並且，在分析過程，持續有log紀錄，研究者每一個動作，都會留下紀錄，這樣子大大地改善了過程中，這些機敏病歷資料的安全性。

“log was also kept of all queries that the group ran on the records—thus the watchers were themselves watched.”

所以連英國最激烈的醫療隱私保護團體~MedConfidential都表示支持，他們認為，”Opensafely was designed and built to promote both research and patient confidentiality at the same time, rather than suggesting they’re opposites”。

個人閱讀經濟學人一段時間，很習慣其理性知性，卻又老愛帶點批評挑毛病的文章風格，但這篇實在是非常正面積極，例如文中引述Dr. Goldacre的話，”Britain remains ahead, it is the only country on the planet with the scale of data needed to deliver these analyses”，這非常值得玩味。

我身為長期台灣健保資料庫的使用研究者，將會再整理一篇個人的心得，比較現在台灣的衛生福利資料中心、英國的Opensafely、以及世界其他國家的類似大型電子病歷資料庫的異同。

Pandemic and healthcare industry: prognosis mixed (the Economist)

<經濟學人> 疫情對美國醫療產業的影響

The pandemic will recast America’shealth-care industrial complex

醫療產業，是這場全球防疫大作戰的主角，各國資源挹注之重點中的重點產業，看似應該會蓬勃發展繁榮才對，但實際情況與產業前景，恐怕沒有那麼美好。

以美國為例，其醫療產業的產值約四兆美元。按季比較，今年前三個月，減少了1.2%，而且未來情況可能會更糟。

醫院端，最賺錢的服務，像是髖關節置換，或是腦部、心臟手術，減少了65-80%。

藥商Merck，醫材商Medronic等，獲利均大幅減少。

就算是開發remdesivir的Gilead公司，面對此世紀大疫，基於人道理由，也得放棄專利讓各國大量生產，所以實際帶給公司的獲利並沒有想像中高。

藥品的中間商、供應鏈、物流業者，一開始因院所備藥而業績增長，但隨之而來的，恐是因整體需求減少而帶來的業績下滑。而實體(bricks-and-mortar)藥局可能會大量關店。

現在美國醫藥產業，面對兩個問題，第一是「何時能回復到正常狀態？」這個答案，可能兩個月，或是更久；第二是「疫情危機能否重塑美國的醫療產業」。

這裡，作者用了一個很有趣的比喻：「And will the crisis reshape the industry, which is bigger and more Byzantine than in other rich countries?」

(Byzantine = 拜占庭式的 ？是有點像「華而不實」、「大而無用」的意思嗎？)

*補充：網上專家補充，Urban Dictionary 對 "BYZANTINE" 的解釋是：高度複雜的或錯綜複雜的意思。

醫療保險業者，可能會透過併購的方式，度過難關，所以大者恆大，寡占的結果，是否會讓醫療產業的一些不公平現象被放大…？

所以，針對第二個問題，作者的結語很耐人尋味：「Those on America’s left who see the crisis as a chance to reform what they see as an unjust system, which charges more than other rich countries for worse health outcomes, may be disappointed.」

「Investors who hold their nerve for the next year or two might not be.」

我一直很喜歡經濟學人那種「點到為止」的知性文風。

癲癇與懷孕

昨天晚上，正要去運動，手機叮咚傳來簡訊，一看，是婦產科病房的會診，這個病人的名字我熟，是一個癲癇的病人，最近懷孕，記得預產期是五月初。

會不會是待產時癲癇發作，婦產科醫師控制不下來，發會診求救？

趕快致電婦產科護理站，原來幾天前已經順利剖婦產，母子均安。但是術後第二天曾經癲癇發作過一次，之後就沒再發作了。

(大概是婦產科醫師太忙，到晚上才有空發這個照會，真是虛驚一場XD)。

隔天一早，去病房看她，只見爸爸顧自睡在沙發上，小嬰兒哭得稀哩嘩啦，而這位新手媽媽，仍然顯得手忙腳亂，很尷尬地跟我說，你可以晚一點以後再來嗎？

病歷上，看到小孩出生3,300公克，出生時健康狀態良好，實在是鬆了一口氣。

約莫半年前，這位媽媽來找我看診，主訴是懷孕後，癲癇控制不佳。我其實也是很惶恐，癲癇非我專長，只能努力按照最新治療指引，給予調整抗癲癇藥品的劑量。也同時通知她的婦產科主治醫師，記得在第三週產期，給予維他命K補充。

癲癇需要長期藥物治療控制。癲癇婦女，從懷孕、生產、到哺乳，都是一關一關的挑戰。

我在幫藥學系學生上課時，最喜歡出這種臨床情境題，讓學生去找資料，做報告。聽學生報告時，常會聽到「這部份目前證據不足，需要臨床醫師根據病人實際狀況做專業判斷。」每次我總是會心一笑，其實醫師自己很多事情也不知道，實在需要學界更多的研究，幫忙累積相關知識。

過了一會兒，我再去探視她，小孩已經睡覺，媽媽問說，現在她癲癇控制得很好，出院後想照這樣拿藥，但是家裡沒人幫忙顧小孩，以後門診可否老公來代她拿藥就好…？

一個臨床決定，影響的是母嬰兩個人，可能是一輩子的人生。幸好我不是專看癲癇的，這種負擔超大的醫療照護，實在是任道重遠啊！過程中，也感謝婦產科醫師的合作，這絕對是需要一個醫療團隊，一起參與的。

AF With Stroke Despite OAC (II)

Today, let's talk about stroke registry.

It was said that Taiwan Stroke Registry (TSR) contained more than 100,000 patient data (Ref). But, was the publication numbers proportionate to the number of patients registered? Did the productivity of TSR justify the cost and efforts to register data (Ref)?

It was a problem of leadership. Researchers can't efficiently use TSR data to test their hypothesis of stroke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for many years.

Now, the paper by Seiffge DJ, et al (Ref) is a good example, in contrast to the case of the TSR.

I don't believe that TSR can't provide more stroke cases for researchers in Taiwan to conduct such a study, and to answer such an important clinical question.

However, the data was kept by someone in-house as his own property. A property that he can use to make others admire him. A property that he can use to order younger doctors doing whatever he want.

That's pretty sad. By doing so, he blocked the chance of Taiwan Stroke Society to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members among stroke societies worldwide.

From now on, I will make changes day by day.

A good stroke registry shoul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not only academic research, but also in the cycle of quality improvement.

TEAM TAIWAN Study Group

以前，醫學研究都是先從美歐開始，然後亞洲與台灣跟風。

累積了一點經驗，我們能否有更多的企圖心與遠見，aim high，創造更多的novelty？

日本腦中風學界有個研究group，叫做SAMURAI (Stroke Acute Management With Urgent Risk-factor Assessment and Improvement)。

我有個夢想，我的研究group是TEAM TAIWAN，TEAM是取「sTroke resEArch and Managment」。

我們是台灣隊 (team Taiwan)，調度資源，同心努力，讓我們的level，一起向上提升，做出頂尖的研究！

Letter to Editor of Stroke

Letter to editor，對論文撰寫初學者來說，其實是一個非常適合的練習機會。

四月初的連續假期，謝醫師配合防疫政策，連續幾天宅在家裡看papers，看到權威雜誌Stroke上面，刊登一篇日韓合作的研究，其結論有點聳動：「AF-related之腦中風病人，中風發生前若有吃口服抗凝血劑，日後再度中風的機會比較高。」那意思是，吃藥反而比較不好嗎？還是因為confounding by indication？

然後，我就順手寫了一篇letter，投到Stroke，過沒多久，手機叮咚，傳來被接受的好消息。

未來，我會專文寫一篇部落格，分享如何寫letter to editor。

AF With Stroke Despite OAC (I)

Although the use of oral anticoagulant (OAC) can prevent the occurrence of ischemic stroke in patients with atrial fibrillation (AF), OAC itself is never a panacea. Some AF patients may still have a stroke despite taking OAC. It may possess a difficult clinical scenario for the in-charge physicians about what to do next. 

A recent article by Seiffge D, et al, addressed this important clinical issue using dataset that pooling multiple prospective registry in Europe,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Yesterday, I share this paper with my colleagues in Taiwan as an online lecture. After a nice discussion after the lecture, I try to make a summary in serial article in my bloggers. What you see now is the first one.

One of the co-authors, Professor Masatoshi Koga, is a friend of mine for many years. He now works in Japan's National Cerebrovascular Center, Suita, Osaka, Japan.

I summarized Methods and Results as the following:

In the Results, the authors stated that

Are those percentages correct? Typo?

In the primary analysis (OAC prior vs. naive), patients in the OAC prior group were older and have more comorbidities. However, the authors did not provide the percentage of AF known before / diagnosed after stroke in each group. That's a major limitation, though I guess the percentage of AFDAS should be higher in the OAC naive group.

Univariate analysis with K-M curve showed that OAC prior had higher risk of stroke recurrence compared with OAC naive.

In multivariate analysis, OAC prior group had 60% more risk of stroke recurrence, compared to OAC naive. Co-variate in the models included the timing of AF diagnosis. It's very strange that they didn't show that information in Table 1.

In the secondary analysis comparing risks of stroke recurrence in OAC changed vs. unchanged, patients in the OAC changed group had fewer ischemic stroke as the index event (74.6% vs. 88.7%, p = 0.002).

However, the authors stated in the manuscript that “Patients with OACchanged were older, more often female, had more often an ischemic stroke as index event,…” Is it a typo here?

K-M curve showed that there's no difference between OAC changed vs. unchanged.

There're also no differences of risks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outcome in multivariate analysis, too.

The authors concluded that "patients having a stroke despite being on therapy with an oral anticoagulant are at high risk of recurrent ischemic strokes". Besides, "changing the type of anticoagulant after the index event was not associated with a decreased risk of further ischemic strokes." Those patients may require "better prevention strategies, for example, adding antiplatelet therapy or left atrial appendage occlusion to OAC."

(To be continued)

Webinar演講初體驗，一些雜感

Disclosure: I received speaker fee from Taiwan Boehringer Ingelheim.

4/16，我受台灣百靈佳公司邀請，於中午時間，用Webinar的形式，進行一場演講，講題，是之前我跟百靈佳公司建議的「時事專題：新冠病毒時期靜脈溶栓」，當天大約有150人連線觀賞。

會後，百感交集，一覺醒來，謹記錄我的一些心得感想如下：

一、對著鏡頭演講，因為看不到觀眾的表情、反應，實在很難根據現場回應，來微幅調整演講的語調與內容，這是跟台下有實際觀眾的演講，很不一樣的地方。幸好，會後我的臉書朋友們反饋，有拼命幫我按愛心，累積了2500個愛心。

二、這個題目，包含了這3-4個月來，個人在臨床工作上的一些感觸與反思，後面越講越high，不小心超時約3分多鐘，待看到影音檔製作出來之後，需要好好檢討修正，期待下次的演出能更好。

三、與我同台的謝孟倉醫師，年紀大約小我10歲，目前是義大神經內科副主任、腦中風中心主任，今年甫帶領義大腦中風中心，通過醫策會的疾病認證。學術方面，去年以第一作者發表了一篇IF 8分的原著論文，目前也是義大後醫系的兼任講師，並攻讀博班中。我忝為他成大神經科的學長，很欽佩他在訓練完畢，離開成大後沒幾年，就在醫療專業上取得如此成績。值得現在成大神內的學弟妹們效法。

四、開始接觸靜脈血栓溶解治療時，我兒子剛出生，現在兒子已經明年要上高中了。這些年來，我見證了腦中風的醫療，隨著這類緊急治療的出現，整個急診處置流程，也一再的產生巨大的改變與進步。這次武漢肺炎，帶給腦中風急性治療許多衝擊，但也算是一個改變契機，疫情還會持續多久，沒人知道，吾人應力求改變，遠距醫療，精簡處置流程中不必要的部分，持續優化，這過程中，我覺得跟當初剛接觸血栓溶解的心情超像，那種與幾個同好創業、共同創造一個新系統的熱血感覺，好像又回來了，詳情起看這裡。

五、承上，這些年來，我也見證血栓溶解治療，因為被跟評鑑綁在一起，造成某些神經內科醫師反彈，詳情起看這裡。而過程中，種種不滿，最後竟都由台灣腦中風學會蓋括承受。我深體會到一個道理，推動醫療進步，”buttom-up”自下而上比較好，用一只評鑑指標，”top-down”地要求全部醫院達到某些「醫療品質」，這個不好！詳情起看這裡。

六、再承上，在這個圈子打滾，混了一些年，講話也有些人聽。遇到緊急危難，我願意率先出來雞婆、揪人幫忙，把腦中風學會拖到前面去，站出來！避免過度的評鑑指標，在這非常時期，帶給第一線人員更多不必要的壓力，細節請看這裡、這裡。

七、武漢肺炎，也讓台灣各領域的人們變得更加團結。我們幾個年紀接近的同好，目前正「揪團」要做一些多中心的研究，欲探討武漢肺炎對腦中風醫療的影響。過去，某些可能老死不相往來，彼此激烈競爭的醫院，現在老大們都點頭，說為了「台灣國家隊」，願意把自家的登錄資料拿出來，一起分析做研究。

就像歌詞說的，讓我們期待，明天會更好！